作为刑法学界的权威专家，王世洲教授从刑法学视角出发进行跨学科阐释，为理解这部法律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坐标。他敏锐地捕捉到刑事法治与教育均基于“人”这一价值共鸣点，其解读从国家治理责任深入至儿童权利，既凸显了刑事法治思维中“防患未然”的治理智慧，亦折射出法律界一以贯之对学前儿童的保护与关注。他从跨学科角度对学前教育法中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以及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了解读与思考，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学前教育法提供了新的理解基础。

王世洲教授作为刑法学专家对学前教育领域的关注，体现了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预防理念。更重要的是，王世洲教授回答了刑法学视角下为学前教育专门立法的更深层考量：一方面与现代刑法的功能从打击犯罪转向预防与控制犯罪的法理高度一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进行社会治理转型的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高度契合。

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学习的开端。研究表明，国家在学前教育的投入，其社会回报率最高，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回报，还包括了降低犯罪率等社会长远利益的回报。王世洲教授进一步深入剖析：“虽然犯罪的完全消灭仅靠学前教育是不够的，但是存在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或者说是一个研究方向——搞好学前教育对于预防犯罪一定能够发挥重大的、基础性的社会作用。”

为此，王世洲教授还用一则生动的调研案例加以补充说明：“国家目前除了经济犯罪的罪犯以外，大量罪犯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上过幼儿园。我曾经在国内监狱的负责人中做过调查，‘在你管辖的监狱罪犯中，没有上过幼儿园的罪犯比例有多少’。结果发现，30岁以下的罪犯几乎都没有上过幼儿园。虽然这不算是一个严谨的研究，但也很说明问题了。”

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最早由1959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学前教育法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学前儿童的各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这不仅是对《儿童权利公约》理念的本土化解释，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对学前儿童权利的法治保障。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刑法对学前儿童的各项权利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因此，学前教育法和刑法形成了功能和价值上的互补关系。刑法对侵犯儿童的行为进行禁止，学前教育法也从童年开始就防止人在成年时走向犯罪。在这个问题上，学前教育法非常深刻地贯彻了“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让儿童从小就沐浴在法治文明的阳光下，通过当代社会治理最具人文温度的法治关怀，培育其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认同。

对此，王世洲教授进一步解释：“刑法在法律中间被称为是后盾法。后盾法的含义是在对付这些对社会有害的、有危害的行为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才把人关起来。‘关起来’是最后一招，后盾法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招。”因此，王世洲教授也非常关注学前教育领域都在干些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需要什么帮助，“这样一来，才能够更好地把这个刑法制定好、执行好，这是刑法研究的重要一部分。”王世洲教授笑着说。

关于“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王世洲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他的理解：“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必须以学前儿童的健康、快乐发展为不可动摇的基本标准。然后在此之上，可能有一些其他内容。”对于“给予学前儿童特殊、优先保护”，王世洲教授也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何为特殊？何为优先？比如说，有些特殊不仅仅是对于残疾儿童，是不是也应该适用于一些有特殊天赋的儿童？”他认为，保护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标准作为标准，而是充分尊重幼儿的参与权：“孩子玩着玩着可能不玩了。可是，我们不能够跟孩子说已经给你投入了这么多钱，请了这么多老师，你不能‘不玩’，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王世洲教授也在思考“面向未来的教育应该教些什么”。在希伯来大学担任孔子学院院长期间，他曾对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做过研究，发现爱因斯坦的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读书很多，二是思考很多。但多读书、多思考的基础是身心健康发展，对于学前儿童来说，重要的首先是要有一副好身体。王世洲教授对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特别强调：“学前儿童第一重要的是有健康的体格。”在学前教育阶段，全面发展幼儿的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以体育智、以体育心，重视身心健康，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未来的高质量人才。王世洲教授特别对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户外活动提出了建议：“幼儿园应增设沙坑、泥坑等设施，应当有孩子们能玩的院子，应当鼓励孩子们多跑多跳。在目前的城市幼儿园中，可供孩子们运动的地方普遍面积太小。这个问题虽然复杂，涉及城市的建设规划，然而，幼儿园的建设，包括设施的建设和课程的建设，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这样才是真正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

我国丰富的文化内容的完整传承，急需丰富的教育手段来实现。王世洲教授敏锐地指出了学前儿童读物有着广阔的行业发展空间：“学前教育法颁布实施以后，我们国家的学前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也开创了新的发展领域和机遇。仅仅是图书、玩具、游戏、教育、理念等配套设施，就能够产生很大的产值或发展空间。”

学前教育法的第十一条中也规定了“国家鼓励创作、出版、制作和传播有利于学前儿童健康成长的图书、玩具、音乐作品、音像制品等”。对此，王世洲教授还从宪法实施高度对此进行了意义解读：“这一条是对宪法的深入贯彻。国家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支持艺术科学发展。学前教育法是对宪法的深入落实，是对中国人民权利的更深层次的落实和保障。”

第二，加强理论研究。王世洲教授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应当怎样理解教育？在健康快乐的前提下，应该怎样教学前儿童？应当教他们什么？王世洲教授建议，在坚持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下，加强对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第三，加强教育实践研究。教育需要理论总结，同时教育也是实践科学。教育学研究聚焦于人的成长规律，而这一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教育实践的基础之上，需要对人类的教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梳理。因此，应当继续和坚持学前教育的教育实践研究，并做好长期研究的准备。

从刑法学视角探讨学前教育法治化建设，是我国构建预防性法律体系的重要理论创新。王世洲教授以刑事法治思维为切入点，揭示了学前教育在犯罪源头治理、儿童权益保障及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王世洲教授在访谈中强调的“刑事法治需与教育治理形成价值互文”，这场跨学科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突破，更在于为法律实施提供可操作的学术范式。

当犯罪预防机制从刑法学理论转化为学前教育标准，当公益性定位从立法条文具象为财政保障细则，当传统文化传承从政策倡导升格为课程建设指南，学前教育法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彰显——这既是法治文明的温度，也是社会治理的精度。随着学前教育法的全面实施，这场关于童年的法治实践将持续释放社会治理效能，为亿万儿童的终身发展锚定法治坐标。